海外华人、投资者: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和出入境政策为世界经济带来希望******
近日,中国对疫情应对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即自2023年1月8日起取消对国际入境的大部分限制,这让海外华人感到十分兴奋。
王南希最后一次回到中国是在2019年春天,当时她还是迈阿密大学的一名学生。两年后,她毕业了,目前在纽约工作。
“回国不用再隔离了!”王南希说,她已经快四年没回过中国了。听到这个喜讯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索回国的航班。
“大家都非常高兴,”王南希告诉《中国日报》,“之前,你必须花很长时间,才能结束隔离状态回到中国。但现在疫情的限制解除了,大家都希望明年至少能回国一次。”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丈夫和朋友都喜出望外。太好啦!我们可以回去啦!我们非常高兴能回中国见父母。”纽约居民郑怡玲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
其实,她今年刚生了孩子,本打算年底回国。但随着中国放松了对出入境的限制,郑怡玲的母亲几天前就来到了美国帮助她和她的孩子。
全美浙江总商会会长林光表示,在美的中国商界也“渴望回归”。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国内的手机号、微信支付等等都在过去三年中失效或需要验证。许多国内的商业交易也需要中国的银行账户,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回国处理,”林光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回去。”
林光说,美国的一些进口商过去常常去中国工厂下订单。现在这些人很快就会再回到中国。
中国的决定也给奢侈品牌带来了好处,全球投资者希望在2023年前景黯淡的情况下,这项决定可以支持全球经济、畅通供应链。
摩根士丹利今年8月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称,美国和欧洲投资者都将从中国的转变中获益。随着中国消费者增加可自由支配支出,包括品牌服装和鞋类、科技、交通和零售食品在内的行业都将受益。分析人士还表示,在许多国家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胀之际,放宽对国际游客入境的限制同样会提振中国经济和全球商业。
松树桥投资管理公司(PineBridge Investments)的投资组合经理雷德哈(Hani Redha)告诉《华尔街日报》:“中国现在是市场的前沿和中心。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世界将面临相当广泛的全球经济衰退。”
美国银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球经济衰退预期的放缓,很可能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经济的良好前景”。
高盛分析师认为,中国政策转变的总体效果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中国放宽国内人员流动和入境旅游的措施也支撑了该公司对2023年中国GDP增长超过5%的预期。(中国日报网)
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者: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副部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将“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纳入未来一个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此背景下,进一步认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做好经济工作的意义十分重要。
近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问题加剧,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风险和影响增大。这些挑战都要求我们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既是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供制度供给。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深层次改革,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有助于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持续优化国内国际资源要素配置提供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能有效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有利于我们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
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稳定安全的供应链保障。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都需要在开放的条件下推进。一方面,要充分依托国内大市场和产业链优势形成内循环为主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另一方面,要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畅通的外循环系统,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只有打通内外循环的堵点,才能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延伸全球产业链,稳定供应链,强化创新链,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水平。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